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上)

我的桌子上有一个松果,大小相当于一只麻雀。对我的手掌来说,它太胖了,我无法用一只手将它完全包裹,但是我喜欢在温热的手掌中感觉它粗糙的木质鳞片。浸泡在水中时,每一枚边缘光滑的鳞片都会像龟甲一样紧闭;散尽水分时,这个锥形球果就会静静地舒展,变成粗糙、干燥的松球。随着缝隙变宽,这些坚硬的巧克力棕色鳞片开始展示出焦糖色V字纹,这说明它们变得更加紧缩了。这个松果是我三年前在克罗地亚度假时捡的,当我拿起它的时候,每一枚木质鳞片都似乎打开了一小段被记忆尘封的时光——在闷热的油橄榄园中徒步穿行,俯瞰繁忙港口的一座圆形剧场,从岩石下逃走的一只黑色章鱼在宁静的小海湾里引起的一阵骚动,点缀着鲜艳遮阳伞和深绿色意大利石松的海边。

松果旁边是一根小树枝,上面还牢牢地挂着一些已经干枯的橡树叶。大约有四十片,每一片的长度、颜色和卷曲程度都不同。它们的背面很像浅褐色的纸,分布着隆起的叶脉和零星的斑点,但正面的颜色更深,完好地保持着抛光皮革的光泽。它们波浪状的不对称轮廓无章可循,看上去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这种轮廓让我想起做早餐时的最后一张薄饼,那时所剩不多的面糊已经不够在平底锅里煎出一张规则的圆形煎饼了。这些薄薄的干脆叶片收藏着秋天的气味,如果快速摇动一下,就会发出像是被风吹拂时的沙沙声。这根树枝来自一棵成年橡树,它与我的房子相距几英里。当那块土地变更所有权,新的主人开始清理老旧的树篱并向池塘注水时,我把这根树枝带回了家。一些橡子被我播种在花盆里,另一些被直接种在花园的角落,看看它们会不会发芽。到目前为止,那棵大橡树还没有被铲除,而它的一些橡子已经长成了小小的橡树苗,萌发出了四五枚小树叶。

还有其他等待种下的东西。朋友家一棵黑胡桃树的果实正一颗挨一颗晾在那里,仿佛是正在晒太阳的蟾蜍,有的已经又干又光滑了,有的颜色特别深,稍微有点发黏。轻轻拍打时,它们都会发出各不相同的空洞声响。我不知道它们之中会不会有一颗能长成大树。它们的气味比那些橡树叶刺鼻多了,更强烈地提醒我去外面播种。还有一颗七叶树的果实,是某一年的9月在庄严的查茨沃思庄园里捡到的。早在几年前我就应该种下,但是现在它已经变硬了,失去了所有光泽。于是,我把它与其他“偷”来的纪念品,以及待播种的果实放在一起。它在一片桦树皮旁边,桦树皮半卷半开,像一个小小的牛皮纸卷轴,又像一张未填满烟丝的卷烟纸。串珠项链、竹制书柜、橡木地板、油橄榄木果盘,还有松木箱子、雪松木铅笔、山毛榉木面包箱和曲木椅子,整个房子里到处都是曾经有生命的东西。不知为何,那些来自树木的“小赃物”却是我亲眼所见,更能迅速地让我感到与自然的联系。

这根橡树枝是我的金树枝,它是从一个世界直接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安全通道。它将我传送到某个特定的日子和某一棵特定的橡树旁,然后再传送到其他橡树所在之处。在这些橡树中,有的是我认识的,有的是通过别人的讲述,或是通过诗歌、故事、摄影和绘画间接知道的。有时,这根橡树枝能带我走一个大环线,从与树相关的英雄人物和当地历史、魔法故事和物种演化、赞颂和抗议的不同态度、种植和砍伐的寓言,穿过如森林般稠密的木雕、桅杆、乐器和家具,直到我返回最初的起点,也就是我的房间,身旁依然环绕着熟悉的事物。然后,这一切变得不一样了:一张桌子不再只是一张桌子。和每一种树一样,橡树具有多重意义,永远在起伏、开放、生长、凋零、交错。这根金树枝还带我想象未来,种种可能性在脑海中涌现,丰富得就像每根干枯小枝末端发育停滞的芽。最重要的是,即使是在最寒冷、最潮湿的日子里,它也会驱使我走出家门,呼吸附近树木散发的新鲜气息,并认真地打量、观察它们。

好吧,也许不包括最潮湿的日子。我们当地的黏土在8月坚硬而龟裂,冬天却积水严重,几乎让人无法到野外去,而靴子里灌进冰凉泥巴的感觉也会影响你对自然之美的欣赏。然而只有在下雨之后,树才会变成半透明的,每一处都挂着晶莹剔透的小珠子。1月的清晨可能最适合看树,此时所有的树叶都被剥光,因此能够最清晰地看到对称优美的桤木或者如同一条纤细瀑布的白桦。在这个时候,也更容易看到平日里隐藏起来的东西,比如前一年已用枝条搭好的鸟巢遮盖了树顶的轮廓,而奶油色的真菌像一把阴森森的遮阳伞出现在没有荨麻遮掩的树干底部。即使是在天色半明半暗、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的时候,白蜡树也挥舞着黑色的芽,仿佛在向上指着更高处的天光。

在春天,你可以感受到生命在光秃秃的小枝上律动,而现出轮廓的柳絮看上去就像一只小鸭子从空中跑过。前一天,这些小枝还只是变粗变亮,开始膨胀,第二天就长满了成对的叶片以及浅浅的灰白色或淡粉色花朵。这场春天大爆发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当白天变得更长,到处都是树叶的新鲜的气味,鸟儿圆润的叫声隐藏在越来越浓密的枝叶中。树皮之前就经历过这一切,但是老柳树爬满皱纹的脸和樱树卷曲剥落的皮肤在明亮的光线下似乎显得没那么痛苦了。到11月初,当一切都变得潮湿和黑暗时,树林的味道就不一样了,而这种味道与风中颤动的黄色秋叶并不太相称。

在室内停留太长时间的话,我总是感到窒息。树木的冲动,是向外冲进新鲜的空气里。每棵树都是一团迸发的能量,看上去似乎不相容,却都能形成出乎意料的大和谐。每一种树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时间表,会在适当的时候融入绿色或金色的波浪。“先橡树后白蜡,只是小雨哗啦啦;先白蜡后橡树,大雨下得止不住。”这首古老的民谣无论是谁编出来的,其主要目的都在于让人保持乐观,而不是预测天气,因为白蜡几乎从不在橡树之前展叶。

除了颜色随季节变化令人着迷,同一棵树在连续几天之内,甚至在一天的不同时段里,也会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当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朋友们前往乡间散步,而他因为煮牛奶不慎弄伤自己而不得不留在家中时,坐在椴树下的花园椅上对他来说就像是蹲监狱,直到他开始想象自己的朋友们在欣赏些什么。怀着这样的想象,他自己的椴树棚也变成了一大片“宽阔舒展、洒满阳光”的叶子,斑驳闪烁,翩然欲飞。

树的变化当然不仅与观看者的情绪有关。克劳德·莫奈将三块画布依次排开,跟随光线的变化从其中一块走到另一块,想要真实地捕捉自然的色彩。他的《杨树》系列绘画展示了沿着埃普特河蜿蜒排列的一行杨树,分别描绘了它们在明亮阳光下、猛烈狂风中、惨淡阴天里的样子。这些树的魔力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减,不会因为习俗的悠久而黯淡,正如圣维克多山上的那些松树,保罗·塞尚将它们画了一遍又一遍,也不曾厌倦那熟悉但古怪的轮廓。

所有品种的树都能揭示令人意想不到的内在联系。雨中柏树的气味,或者某个温暖春日的烂漫花朵,都能让我们的心随风飘荡,回到那些走在潮湿的人行道上,或是站在某棵快被遗忘的老梨树下的时刻;回到个人历史中虽然没有被摄影机拍下,但又留下难以磨灭的趣闻逸事的印记中。任何一棵底部分枝健壮并向四周铺开、树干表面皱缩的欧洲七叶树,都能让我想起儿时常爬的那一棵,那时我会坐在它的分枝上,就像骑着一匹慢跑的马或是乘坐一艘划过波浪的船。那时候我们经常搬家,所以我不知道那棵树现在是不是还矗立着,但是就像此前和此后的许多其他树一样,它将自己播种在我的思绪中并留在那里,一旦被触动就萌发出想象的树叶。

不过,我很少为了重温旧时光而寻找树。我喜欢它们本来的样子。尤其是最普通的树,它们拥有强大的吸引力,无论如何都要生长,因为它们必须生长。生长,就是树所做的事。

尽管对树冠下来往人流的情绪漠不关心,这却有助于巩固某些树在人类社会中获得的特殊地位。在某些文化中,它们同时标记着起点和中心。据说,生命之树和智慧树都矗立在伊甸园的正中央。而在毛利文化中,作为天空和大地的儿子,森林之神是一棵拥有两千年寿命的巨大贝壳杉,至今仍在怀波阿森林中高耸入云。在维京神话中,整个宇宙被理解为一棵巨大的白蜡树,人们称其为“世界之树”,它的树枝是“众神之家”,它数量繁多的根向外伸展至“巨人之国”,向下延伸至“死之国”。古代欧洲的德鲁伊祭司采集槲寄生用于神圣的仪式,举办地点是在一大片橡树林构成的天然神庙中。在希腊,信仰宙斯的祭司们会在多多纳的神殿解读橡树或山毛榉叶子发出的沙沙响声,从中获取神谕。如今依然在圣诞市场上出售的槲寄生枝条和挂在观赏灌木上的风铃,很可能源自我们遥远祖先的神圣树林。

释迦牟尼是在菩提树下打坐时开悟的,从此以后,他的追随者就一直在佛教寺院里种植同一种榕树——菩提榕。我曾经在尼泊尔得到过一枚心形叶片,它来自一棵粗壮的菩提榕。这棵树长在一面陡峭的山坡上,虽然安纳布尔纳峰让它显得很矮,但它的气势一点也没有被削弱。我希望它在那场地震中幸存下来。神圣的树总是更容易恢复活力,因为关爱它们的人会伸出援手。

耶稣骑着驴子从橄榄山出发,走在一条栽有棕榈树的路上,结果在一座花园里被逮捕,然后在木质十字架上受刑而死。他的寓言里充满了鲜明的无花果树、芥菜籽和葡萄园形象。受到《新约》的启发,欧洲的工匠在教堂的屏风和凸出托板上雕刻出精细的树叶,而这些带有中殿的教堂结构也是在效仿成年大树光滑的树干和高耸的分枝。当安东尼·高迪在设计位于巴塞罗那高耸的、现代的天主教堂神圣家族大教堂时,他的灵感来自《圣经》、欧洲建筑传统,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茂盛的植被。树似乎说着一种普世的语言,但它们根植于当地,那里有它们自己的土壤、气候和与之有联系的物种。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一点,是通过一个小小的绿色镇纸。它是我的大姐从地球另一端带回家的,在我眼中像是某种海螺。几年后我去看望她,才发现这个镇纸的形状仿自尚未展开的银蕨叶片,这种植物在新西兰是新生的象征。

从印度的榕树到非洲的猴面包树,从《圣经》中的“生命之树”到查尔斯·达尔文用来描绘物种关系的“进化树”,树提供了极为多样的联系、生存和理解的模式。与表示单向运动的流程图不同,一棵树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包括向上、向下、向前、向后,呈现层次以及狂欢化意味。家族树(家谱)是一种天然隐喻,体现出通过世代繁殖产生的血缘关系,每个家庭成员可以在其中找到被描绘成分枝、叶片或根系的自己。比较古老的谱系图常常将连续继位的国王或酋长沿着一棵橡树的粗壮树干垂直排列,周围环绕着的枝叶代表他们的妻子、女儿和更年轻的儿子。现在,这根“树干”更有可能是那些不辞劳苦挖掘家族历史的人,让这棵树随着每一次新发现(出生证明或结婚证)而开枝散叶。我舅舅的庞大家族记录追溯到了两个世纪之前的分枝,但是由于它们全都是我母亲那边的,这棵树看上去严重失衡,除非有人开始挖掘父系祖先的分枝。

家族和国家就像健康、匀称的树一样生长,或者说我们乐于如此想象。当树木茂盛地生长,我们也兴旺地发展,于是这些土生土长的自然现象就成了受到广泛认同的集体象征。成年大树常常被视为逆境之下长寿延绵的象征,但它们也非常适应人类的新需求。新的联系可以嫁接过来,并逐渐成为主要意义,之前的意义则彻底被抛弃。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黎巴嫩得以再次选择自己的国旗,最终采用了一种常绿雪松的图案与白色背景搭配。即使在后来的法国委任统治时期,这棵树依然在当时的黎巴嫩三色旗上占据着中心位置,并在黎巴嫩成为独立国家之后继续代表这个现代共和国,他们还在上下各添加了一条水平方向的红色横纹。当加拿大获得独立时,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减少大英帝国留下的文化遗产。国旗需要新的图案,但表达独立的冲动和对长期稳定的渴望交织在一起。树既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又永远都会新生,因此非常契合人民的诉求。于是,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乔治·斯坦利引人注目的红白设计被正式定为新国旗,枫叶就此成为加拿大的官方象征。

这些国家标志通常取自独特的物种。国旗上的那种雪松是黎巴嫩最著名的本土树种,以其雄伟的树形而闻名于世,更不用说它在《旧约》中的华丽出场了。在这个经历了漫长战争和被侵略历史的小国,对于黎巴嫩人而言,它不仅代表着和平和永恒,还象征着长久的希望。在加拿大广袤的土地上,至少生长着10种本土枫树。除了国旗,人们还能在树林中认出他们的国树。并非所有种类的枫树都会在秋天变得如此鲜艳,但糖枫和红枫都能将草木繁盛的山坡染成绚烂的云彩,如同最华丽的日落。

早在民族性这一现代概念诞生很久之前,英国人就开始用本地植物命名自己的家园了。在诺福克郡,北埃尔门(North Elmham)和南埃尔门(South Elmham)曾是两个生长着榆树(elm tree)的村庄,而萨尔(Salle)曾是柳树(古英语中表示“柳树”的单词是salh)生长的地方。同样以喜水的柳树(willow)作为地名来源的,还包括林肯郡威洛比(Willoughby)、贝德福德郡威尔登(Wilden)、什罗普郡威利(Willey)、约克郡威利托夫特(Willitoft),以及相比之下很不明显的德文郡南齐尔(South Zeal;同样源于salh这个单词)。在充沛的降雨量保证了植被高度多样化的湖区,我们可以找到尤代尔[Yewdale;红豆杉(yew)]、伯克斯桥[Birks Bridge;桦树(birk)]、德文特(Derwent;来自布立吞语单词derventio,意为“橡树茂密的谷地”)和爱坡丝威特[Applethwaite;苹果(apple)]。德比郡黑泽尔伍德[Hazelwood;榛树(hazel)]、朗达地区芒廷阿什[Mountain Ash;欧洲花楸(mountain ash)],以及大伦敦地区的波普勒区[Poplar;杨树(poplar)],都不难猜出地名出处。不过,埃奇科特和博克斯提德与橡树和山毛榉之间的联系就没那么容易看出来了。

很久之前,这些地方的很多树就被砍倒了,为建造房屋腾出空间,但是对已消失的地貌景观记忆往往会保留下来。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现代新区,你可以从欧山楂路拐到假挪威槭新月街,然后一直走到鹅耳枥死胡同的尽头,在这些极为相似的街道上找路,似乎与林中散步并没有多大区别。我觉得这些街道的名字和树木的自然形态有关,选择新月街这个名字应该是受到了假挪威槭种子两侧对称的翅的启发,而死胡同的名字源自成年鹅耳枥的气球形状。在这片新区,这些路名可能来自一种内心深处与土壤接触的需要,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安泰一样。

人们总是聚集在树木周围,那些与众不同的树特别受欢迎,比如更高的、更粗的、更老的,或者是畸形的。它们都是明显的自然地标,很容易辨认,而且对任何地方的古老语法都至关重要。乡村的日历曾以树木作为重要标记:老榆树是大家跳五月舞的地方;“福音橡树”是人们在一年一度的敲打教区边界的仪式中停下来祈祷的地方;“剪羊毛树”通常是某种成年阔叶树,如榆树、橡树、栗树或假挪威槭,在初夏为做剪羊毛这种重活儿的人提供足够的阴凉。树是社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个人都熟悉它们,有时它们几乎就像是家庭成员。

至今,树木依然重要。肯特郡板球场以其特殊的规则闻名,而造就这一规则的就是板球场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圣劳伦斯椴树。直到最近,击球手还必须让球从这棵椴树的上方飞出,而不只是从边线年染病时,人们栽培了一棵树苗,准备用来代替它,结果仅仅5年后这棵大树就在强风中裂开了。于是,年轻的替代品只能种在边线之外的地方,以免在顶级赛中被球打断。高高的椴树披着耀眼夺目的叶片和小小的旭日形花朵,魅力经久不散。在斯洛文尼亚,巨大的椴树Navejnik是传说中撤退的土耳其侵略者留下金勺子的地方,这里至今仍然是重大活动的举办场所,包括一年一度的政治集会。德累斯顿附近的卡迪茨也有一棵古老的椴树,早在歌德见到它的时候就已经很庞大了,它历经火灾和轰炸,成了当地人欢唱圣诞颂歌、举办民俗节日的聚会场所,并在2010年变成了世界杯的一个户外放映场地。

按照传统惯例,意义非凡的树总是点缀着人文景观,就像当地导游喜欢吹嘘的那样:“这棵橡树,就是威廉·华莱士集合自己手下的地方……罗宾汉以智取胜诺丁汉郡长的地方……大盗迪克借走并在后来(有点不太可能)归还一袋黄金的地方……”或者继续往前走,那边是“恺撒树”,一棵庞大的比利时红豆杉,据说尤利乌斯·恺撒征服欧洲时曾在此短暂休息。还有“孤松”的醒目轮廓,标志着加利波利遭受的战火摧残。而充满胜利喜悦的“弗里敦木棉树”,是塞拉利昂第一批被解放的奴隶举办感恩活动的地方。

有些树的名气不是因为见证了某件事,而是因为它们是被某些人种下的。白宫南草坪有一棵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亲手种植的木兰,而在马萨诸塞州还有一棵历史更悠久的梨树,是该州第一任总督约翰·恩迪科特种下的。苏格兰边界线上的许多成年大树都是沃尔特·斯科特当年种植的,这位笔耕不辍的作家挥舞起铁锹也同样卖力。这些当地景致常常揭示出某个传奇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例如克莱尔郡的那棵橡树,很显然是爱尔兰高王和武士首领布赖恩·博鲁种下的。种树往往是一种基本行动,也是对未来繁荣的一种公开承诺。

即使是那些消失已久的树,也可以存活在记忆里。在俄亥俄州的洛根榆树下,洛根酋长为自己被屠杀的部落发出震撼人心的哀悼,当这棵老树感染了荷兰榆树病并在20世纪60年代毁于风暴后,人们在原址安放了一块纪念它的石头。彭里斯附近曾经有一棵“鹿角树”,树干上钉着两个头骨和一对鹿角,这棵树以这种方式在几百年里鲜活地保留了一段记忆:一头公鹿被一只猎狗紧追不舍,先是穿过边界进入苏格兰,然后又返回到英格兰境内,直到它们筋疲力尽,双双毙命于文费尔森林。华兹华斯对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并不在意,“高悬的战利品,展示着冷酷无情的骄傲”,他这样写道。但一棵老树能够将当地记忆延续得如此漫长,仍然令他感动。

古老、中空的大树很容易和那些勇士联系起来。在这些故事里,主人公情急之下躲进了树里,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中空的树变成了神圣的树,或者闹鬼的树。无头骑士和幽灵总是在最幽暗的森林中穿行,与之相伴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鬼魂,包括被的少女、被谋杀的新娘和失踪的儿童。德国的莽莽森林遍布古老的橡树和常绿树,就像孕育冷杉球果和云杉针叶一样催生了无数的传说故事,启发格林兄弟将这些民间故事搜集起来,吓唬全世界的儿童。即使是在更明亮的地方,也会滋生鬼故事。榛树、稠李和白蜡树混生于诺福克郡的韦兰林地,为风铃草带来了充足的阳光,使它们在春天泛滥成海,但这里仍然留存着“森林里孩子们”的可怖回忆,让人想起他们悲惨的命运。曼哈顿如今存活最久的树,是位于华盛顿广场的“刽子手榆树”,生长在离19世纪刑场很近的地方。在珀斯郡克里夫,有一棵树是绞刑架,用来绞死那些在牲畜市场上臭名昭著的恶人,并将其尸体示众。

树还意味着创伤。有人使用电锯受伤,有人被掉下来的大树枝砸伤,有人被森林火灾毁掉生活,有人驾车撞树引发交通事故。人们常常在致命事故发生地的附近种植一棵树苗,以作纪念,比如十字路口旁的一棵年轻柳树、建筑工地附近的一棵鹅耳枥。树木生长,不是为了代替生命戛然而止的人,而是为了延续记忆,创造一个宁静的沉思空间,为生者提供一些慰藉。这些有生命的纪念碑安静而低调,也代表着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一战”和“二战”期间,士兵们经常抽空将阵亡战友的名字刻在树皮上。相较于石头,随身携带的小折刀更容易在山毛榉的灰色树干上刻字,文字和日期会随着树的生长而变大,刻痕也会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柔软起来。钱特尔·萨默菲尔德最近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发现的战时“树雕”表明,士兵们常常思念自己不在身边的妻子或女朋友,带着回忆和欲望,她们的姓名首字母和特点被深深刻进光滑的树干里。

《皆大欢喜》中遭到挫败的主人公奥兰多带给莎士比亚很大的乐趣,莎士比亚安排他将女主角罗瑟琳的名字刻在阿尔丁森林的每一棵树上,以此发泄自己的怨气。和奥兰多不同,诗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宣称自己更喜欢这些树:

虽然没有谈到偏爱这种树的原因,但马维尔很快就把希腊诸神当成了激励人心的模范:“阿波罗如此追求达芙妮,是因为她会因此变成月桂。”20世纪,士兵在执行任务前会将一张美女海报刻在树皮上,他们那时的内心活动很可能与这位诗人相去甚远。不过,这种纪念性的做法倒是与许多古代传说相呼应。在这些传说中,猛烈的求爱常常导致某个年轻女子不幸变成一棵树。

在18世纪,人们甚至开始雇用画家为树木画像。当比特伯爵三世从世俗生活中隐退,专心修缮自己位于卢顿公园的庄园时,他邀请保尔·桑比前来描摹自己最美的树木。桑比为卢顿公园中一棵截顶老白蜡树绘制的肖像十分引人注目,也是最早的树木专属画像之一。在这幅画中,树木不是背景,不构成取景框的一部分,也不是人物的配饰,而是处于画面中央。在一根很短的主干上,又长出一大片光滑的树干,这奇怪的形状吸引了人们全部的注意力。

平茬和截顶等传统的森林管理技术通过砍断树干来促进大量枝条的重新生长,还能提供木杆、木桩和牲畜饲料。这样做也能延长树木的寿命,比如埃平森林中一些生机勃勃的截顶树已经活了数百年之久。当截顶后的树木继续生长,从主干顶端萌发出的多重树干就会日益丰满,成为一道独特的美景,不但被艺术家和作家喜爱,也受到建筑商、造船商和家具制造商的青睐。

壮观的树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自然奇景,无论收入或教育水平如何。有洞察力的人还能在刹那间从中瞥见神性,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早年在碧琴赖那段改变一生的经历中就有所发现,而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则在库克姆自家附近的田野里一次次地证实了这一点。2009年,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贝西比街上布里德灵顿学校与莫里森超市之间的二十五棵大树》一书中绝妙地捕捉了平凡之树的非凡之处,其中收录了每棵树的大量照片,简直是一场盛大的展览,令人想起沿着一条林荫道散步时的体验。它有力地肯定了树木在现代生活中转化性的存在。任何人都可以沿着贝西比街走,很多人每天都要走这条路。即使是最孤独的行人,在这条街上迈出的每一步也有华丽的风景相伴,在不同的季节,树木会披上绿色、金色或灰色的盛装。在任何一座城镇,永恒的自然循环温柔地体现在种植着行道树的路上,这是每个人都享有的景色,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注意得到。

往往在当地树木濒临消失时,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它们的珍贵。爱德华·托马斯在看见樵夫砍倒当地最后一棵小柳树时深受触动,并写了一首名为《初识已逝》的诗,诗中有这样两句:“等我注意到它,它已消逝不见。”由伐木场景引发的失落感在英国文化中不断出现,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将绿地置于险境的建筑新项目常常会引发强烈抗议,无论威胁是来自新的公路、高铁、超市,还是植物病原体,人们普遍认为必须保护环境,捍卫古老权利,为后代拯救树木。2012年,一项处理英国境内众多森林的法律草案遭到强烈的反对,这表明了民众普遍地、长久地喜爱着树木。也许当地人不再采集木头作燃料,但他们仍然像以往一样渴望生活在一片生长着树木的土地上。森林、林地、单棵的树木都能触发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可能安静地沉睡,也可能迅速而彻底地觉醒。

1996年,托马斯·帕克纳姆(Thomas Pakenham)的《遇见非凡树木》首次出版,之后多次重印,这本书的畅销表明大众对树木依然热爱。在2002年伊丽莎白女王即位五十周年庆典中,其中一项活动是选出50棵“大英之树”,如今它们都配备了一块绿色纪念牌,以此彰显身份。在英国政府“时光守护者”政策的支持下,旨在记录不列颠群岛上每一棵重要树木的“古树追寻”活动吸引了众多侦察员。虽然通过虚拟屏幕更容易观赏大自然,但人们似乎越来越想亲眼看到、亲手触摸这些树木并呼吸它们散发的气味。

虽然木材和林地已经从人造的、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化城市经济中隐退,但树木仍然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城市不再需要鹅耳枥木柴加热炉子,不再用橡木搭建房屋的框架,也不再用柳木做马车,但是每个人都需要氧气才能生存。树吸收二氧化碳,排出氧气,和人类的呼吸系统完美契合,因此每一棵树都是真正的生命之树。热带雨林的工业化伐木令人担忧树木骤减,而森林消失的前景也在逐渐逼近,这让各国开始联手以及时补救。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全球变暖的后果,现代社会正在又一次转向发展可持续资源。对人类而言,除了树木这个老伙计之外,难道还有更好的资源吗?

这本书是一场个人探险,探寻的是树木的意义。写作灵感直接来自我有幸亲眼见到的那些树,但一切的根源在于与树木更早的、无意识的邂逅。当我还是一个孩子,在秋天“帮”祖父生起冒着烟的巨大篝火时,我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些湿乎乎的棕色叶片是从哪些树上落下来的;当我们带着狗在林中散步时,我也没有费心去想这是一片什么林子。我不知道母亲送我的那个吊坠是用什么木头做成的,我只是喜欢用手指抚摸它光滑的表面。然而,这些经历仍然像叶霉病一样感染着我的心灵,悄无声息地埋下日后萌发的种子。

个人经历常常因为意外的发生而格外有趣。在帮助祖父生篝火时,我最鲜活的记忆是我家的牛头杂交犬发现了一窝刺猬,并把它们郑重其事地放在了草坪上,就发生在点燃火柴的几分钟之前。作为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刺猬和狗有没有受到更多伤害,还好那一次都安然无恙。不过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对枯枝落叶堆十分警惕。身为生态农业项目的一名青少年志愿者,我最早的一次(也是许多年里的唯一一次)植树经历在脑海中留下了“湿淋淋”的印象,不是因为很可能将树苗淹死的稀泥和水洼,而是因为在回家的路上不得不在一处浅滩弃车而逃——冬天的洪水都从车门里灌进来了。

这就是图书的有用之处,故事和诗歌将他人的经验具体化,从而有助于克制、纠正、强化你自己的经历。诗人、散文家和画家的艺术升华让我以更新颖、更清晰的视角看待事物,因此,我的成长既来自树木的叶子,也来自书本的书页。我不会在这里罗列对我最有帮助、我最喜爱的作家,但的确有很多人帮我定义了出现在下面每一章的不同树木。

树木的意义点缀着传说和历史,随着岁月的累积而逐渐厚重,但心材一直都坚硬而真实。许多现代森林学家倾力帮助我了解树木的基本知识,包括奥利弗·拉克姆(Oliver Rackham)、理查德·梅比(Richard Mabey)、罗杰·迪金(Roger Deakin)、R. H. 里琴斯(R. H. Richens)和加布里埃尔·埃梅里(Gabriel Hemery),当然还包括早期权威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约翰·劳登(John Loudon)和沃尔特·杰克逊·比恩(Walter Jackson Bean)。本书来自我为第3广播频道《散文》栏目撰写并朗诵的三季节目《树木的意义》。在此特别感谢博纳广播的图兰·阿里和埃姆·霍雷尔,感谢第3广播频道的编辑马修·多德,感谢BBC。在这本书的准备过程中,我多次实地考察重要的树木,所以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不但耐心包容我频繁地出差和绕路,而且十分支持本书的写作,还送给我各种林地类图书。罗宾·罗宾斯最先提醒我留意林地信托的工作,后来它成了本书的一大灵感来源。我还要感谢许多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供各种帮助的人,包括安·布兰查德、本·布赖斯、约翰·库克、杰夫·考顿、皮特·戴尔、杰茜卡·费伊、琳达·哈特、丹尼尔·库罗夫斯基、凯伦·梅森、安德鲁·麦克尼利、凯文·德奥内拉斯、富兰克林·普罗查斯卡、乔斯·史密斯和钱特尔·萨默菲尔德。我想记录对他们每一个人的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希瑟·麦卡勒姆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热情、鼓励、判断力和指导。

如果说《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诞生于这些自然现象的外在之美、这些千百年漫长生命以及孕育出的文化联系,那么本书也展望这样的未来:今天种下的小树苗将成为子孙后代的参天大树。如果任何一位读者受到触动,将这本书放下,动身寻找一棵树或者一把铁锹,那它就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如果有人说起“树”,红豆杉不太可能会是第一种出现在脑海中的树。不是因为红豆杉不常见,而是因为它们和大多数小孩在学习认识事物时接触到的关于树的简单概念是不一样的。红豆杉,没有在一根棕色树干上长出圆球形的绿色树冠,它从头到脚都是深绿色,而且有各种形状和大小。我见过像绿色大海葵一样从土地里钻出的红豆杉,枝叶向上伸展,直刺天穹;也见过枝条松弛低垂的红豆杉,更像是一把破旧的伞。爱尔兰红豆杉则像很多把收紧的伞,或者像一群挨得太近的绿色教堂尖塔,枝条通常上翘而非下垂。更常见的欧洲红豆杉形态更为多样,有些拥有互相交织、柔顺光滑的枝条,有些则长着茂密且各自独立的枝条,粗糙的针叶紧紧附在上面。红豆杉可以长得非常浓密,一丝光线也透不过去,也可以树冠大开,露出形似管道的稀疏树干。年轻、苗条的红豆杉优雅地伸出自己的分枝,好像随时准备起舞,但它们年纪更大的“亲戚”有时会长出非常巨大的腰围,看上去仿佛会把自己压垮。红豆杉可能成片生长,将树下柔软的锈色地毯隐藏起来,也可能独自矗立,高踞于一面石灰岩悬崖之上,或者安静地点缀在原野的角落。如此熟悉,却如此多样,这就是红豆杉总是看上去令人不安的原因吗?

古罗马人将它们紧密地排列成行,种在笔直的街道两边,每一棵树都修剪成整齐的方尖碑或者身体直立、有棱角的动物形状。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延续了这种风格,将这些树种成茂密的迷宫或是几何形状的花坛。红豆杉是一种有生命的建筑材料,这意味着它们可以用来在花园里造墙,也可以装饰醒目的户外雕塑,而且不会被雨水侵蚀,只会焕然一新,更加生机勃勃。在坎布里亚郡的利文斯庄园,始于17世纪90年代的园林逐渐被修剪成了一个梦幻般的镜中世界,到处都是奇妙的形状:巨大的高顶礼帽和螺旋滑梯,受惊的蘑菇和堆积圆环,鸟和蜂箱,金字塔和奶酪块,用常绿树布置的茶会,包括杯子、蛋卷冰激凌、深色甜甜圈和形状不规则的果冻。这是一个绿色的梦幻世界,一切都被精心地修剪和控制,这种天马行空的自由想象,依靠大量辛勤的工作。红豆杉的自然形态非常奇怪,但是在这里,它们可以形成拱门,翠绿色的拱顶长得非常坚实。然而,如果你走进年老的红豆杉树篱,彼此纠缠的枝条和根会展示出隐藏在这种壮观景象之下的真正能量来源。

在18世纪,流行的品味是释放野性,于是大庄园纷纷改造得更像自然风景。雕刻出的对称花园不再受到追捧,复杂的树木造型大多被挖了出来,老年红豆杉遭到清理,为开阔的风景效果让路。不过,还有一些幸存者被保留了下来。罗夏姆园有一面厚厚的常绿树墙,客人穿过它就会从一览无余的景色进入隐蔽僻静的花园。还有赛伦塞斯特公园悬崖般的树篱,以及波伊斯城堡巨大的红豆杉瀑布。罗金厄姆城堡的“大象树篱”有着巨大而扭曲的形状,又因为造型过时而更加令人不安,这将启发查尔斯·狄更斯在莱斯特·戴德洛克爵士位于荒凉山庄的古老乡村别墅里,创造出一条“鬼道”。

在所有树木中,红豆杉最易挑起不安、害怕甚至恐惧的情绪。在《白色女神》中,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宣称它“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是死亡之树”。这么说的原因很简单,红豆杉的毒性广为人知,这种树的每一部分都有毒,只有小小的红色假种皮除外,画眉和乌鸫吃掉它们后安然无恙,并在飞行中不经意地帮助这种树播种。柔软有光泽的深绿色流苏状叶片是致命的,这也是红豆杉种在教堂墓园围墙内的原因之一,以防止附近田野上的牛马来吃这些诱人却有毒的常绿枝叶。

莎士比亚将红豆杉形容为“双重致命”,除了枝条有毒,用它们做成的弓还是战争中致命的武器。阿金库尔战役是英国历史上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庞大的法国军队被一批人数不多但战无不胜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弓箭手击败。虽然两方军队在规模上的相对差异后来被夸大了,但这个传说凸显了红豆杉长弓的恐怖威力。因为生长缓慢,成年红豆杉的木材结实得令人震惊,又具有柔韧性。在中世纪的制弓匠看来,红豆杉最好的部位是深色的密实心材与颜色较浅的柔软边材相交的地方,拥有制弓所需的恰到好处的强度和弹性。由这些强力长弓发射出的数百支箭形成一阵呼啸而来的雨,挡住中世纪欧洲战场的阳光。那些知道自己的铠甲无法承受这场风暴的人,一定认为这是可怕的景象。而一支尖锐的锥形箭,足以令人想起这种致命的、针叶密布的树木。

对弓的恐惧也让弓箭手变成了首要的军事目标。在班诺克本之战中,当英格兰的弓箭手被包围并完全暴露,罗伯特·布鲁斯就稳操胜券了,苏格兰人得以骑着战马摧毁敌人的前线。即使远离战场,中世纪弓箭手的生活也没什么好羡慕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毒弓”带来的恐惧之中。虽然现在看来这种焦虑并没有充分的理由,但它确实揭示了人们普遍对红豆杉有所忌惮。尽管长久以来,它的木材被珍视,打磨抛光后露出金红相间的漂亮木纹,适合做最精美的橱柜,但人们对它的疑虑至今没有消散。无论色彩浓厚的金黄色红豆杉木看上去多么诱人,有的木匠也不敢用它做成酒杯,害怕其中的残留毒性会渗进酒里。

就连红豆杉的植物学学名听上去都相当可怕。对说英语的人而言,红豆杉属(Taxus)会让人想起tax(税)、taxing(繁重的)和toxicity(毒性)。《牛津英语词典》收录了“taxin”一词,定义是“从红豆杉叶片中提取的一种树脂状物质”,并给出了1907年12月21日的首次使用记录:报纸上一则新闻报道了一桩无法解释的死亡案件,直到验尸时在死者的胃里发现了大量红豆杉叶片。就在整整一百年后的2007年12月,爱尔兰警察在都柏林也遇到了一桩令他们困惑的自杀案,直到法医在受害者的茶里发现了红豆杉所含的毒素——紫杉素B。抑郁和绝望之人会被这种树吸引,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住在考特格林时,正是她短暂一生中的低谷期之一,附近教堂墓园里的红豆杉被她视为黑暗本身的象征。她在那首令人难忘的诗《月亮和红豆杉》中断言:“红豆杉留下的信息就是黑暗,黑暗和沉默。”

但丁将自杀者放在一片黑森林里,他无疑是在用隐喻的方式思考,但是这种想象中的安排有其现实基础。当但丁住在丰特·阿维拉纳修道院的时候,他一定在院里见过那棵屹立至今的古老红豆杉,他还穿越了中世纪意大利广阔的红豆杉森林。在《地狱》中,黑暗的灌木丛中有一根枝条折断了,流出一连串文字和黑色血液。唯一看上去能流血的欧洲树木就是红豆杉,它能够分泌出一种深红色的树液,和鲜血十分相似。许多年来,这种至今仍让植物学家困惑不解的现象一直在吸引着游客前往彭布罗克郡的小村庄内文,观赏种在圣布赖纳克教堂墓园里的“流血红豆杉”。这棵老树有一条深深的红色伤口,向外流淌着眼泪,这道伤口是各种故事的灵感来源,主题包括天国美景、古代不公事件、爱国忠心和世界和平。

红豆杉叶片的毒性,或许是造成这种树与死亡紧密联系最显而易见的原因,但是许多植物也有毒,却逃脱了这种坏名声。人们高高兴兴地在花园里种下金链花、毛地黄和铃兰,只用一点点常识提防这些植物的毒性。那么,为什么红豆杉就会引发更大的恐惧呢?与天然的毒性相比,它们的外形及生长位置更令人害怕。红豆杉在墓园中的黑色剪影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红豆杉可以在浓荫下生长,能够在老教堂投下的阴影里茂盛生长,而那扭曲多瘤的树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扭曲的人形。如果在绘画或拍摄时稍加想象力,绝对能让红豆杉呈现出阴森森的效果。它们出现在鬼故事和哥特式恐怖片中、古装剧阴冷的墓地场景中,以及犯罪片中最紧张的时刻。

红豆杉肃穆的存在,浮现在格雷的著名诗作《墓园挽歌》越来越深的黑暗中,它的阴影还投射在哈代为妻子艾玛写的《挽歌》上,看着艾玛躺在她“红豆杉木做的床上”永远长眠。在面对自己最亲近的朋友阿瑟·哈勒姆死去时,丁尼生本能地用教堂墓地里的《老红豆杉》表达自己的悲痛。在突然丧友的打击中,这棵树看上去像是个怪物,死死抓住墓碑,细长的根似乎紧紧裹住了埋在地下的尸体。这位年轻的诗人怨恨“老红豆杉”还如此生机勃勃,而他挚爱、聪颖的哈勒姆却英年早逝,令人无限痛惜。

当丁尼生在努力克制挚友早逝带来的哀痛时,社会正处于一种深深的不安中,因为人们刚刚意识到地球比之前以为的更古老,而在它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出现的时间非常短。巨大的恐龙化石的发现让人们很难怀疑,这个曾经主要按照人类历史理解的世界,实际上已经存在了至少几百万年,居住过人类根本不了解的许多生物。人类寿命与自身栖息地历史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对等,这种新的认识强化了丁尼生个人的丧失之感。为什么他只能拥有这样短暂的生命,而一棵树却可以活一千年?当丁尼生从自己沉重的悲痛中走出来后,他意识到红豆杉并不永远是阴郁的形象,它也有“黄金时刻”。他的忧愁随着春天的回归逐渐消散,在这个季节,即使是最黑暗的老红豆杉也开始披上一层金辉,融入鲜活的生命律动之中。

毕竟,红豆杉的长寿不是上天的不公正,而是常被人视为一种奇迹,当成希望的象征。在奥地利,红豆杉被种植在村庄的广场上祈求好运。而在德国,早在云杉成为标准圣诞树很久之前,人们每到圣诞节都要用红豆杉树枝装饰自己的家。对于古凯尔特人来说,红豆杉树是神圣的。在罗马人和撒克逊人眼中,它们能确保逝者安然地进入另一个世界。在英国,出于实际原因红豆杉继续被种植在教堂墓园里,但很多红豆杉树在基督教抵达英国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种在坎布里亚郡瓦特米尔洛克的那棵红豆杉很可能比圣彼得“老教堂”还老,而位于瓦伊马奇马克尔的那棵红豆杉寿命长达1500年,比它所在的圣巴萨罗姆教堂还要老上好几百年。英国的第一批教堂往往建造在红豆杉树的旁边。

北约克郡的泉水修道院有一片古老的红豆杉树林,当这座修道院在12世纪进行修建的时候,这些红豆杉就已经大得能为僧侣们遮阳挡雨了。这可能是这些树咄咄逼人的另一个表现,它们作为前基督教社会的圣物,又被新的宗教谨慎地融入进来。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些老树被视为约克郡僧侣与红豆杉树之间和谐关系的象征,因而它们备受尊崇并继续生存下来。在这些僧侣看来,红豆杉是上帝提供的庇护所和天然祷告室。因此,即使是在对红豆杉木的军事需求高涨时期,修道院里的红豆杉树也无疑得到了上帝的保佑。对那些不看重当下而追求永生的人而言,红豆杉树是令人安心的陪伴。在葬礼上,红豆杉树枝装饰着逝者和送葬队伍,因为这种无惧冬寒、永不变色的常绿植物拥有血红色的浆果和闪闪发亮的叶片,是永生的象征。

如今,红豆杉是欧洲现存的最古老的生命。古代大教堂、城堡和古罗马遗迹备受尊崇,可从古代遗存至今的这些幸存者竟然没有多少人知道。泰晤士河兰尼米德段岸边有一棵安可威克红豆杉,1215年在这里签署《大》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棵魁梧的老树了。三个世纪后,这棵静静矗立的老树见证了亨利八世向安妮·博林求婚。有些红豆杉是建筑的一部分构造,例如斯基普顿城堡庭院中那棵高高的树,或者站在斯托昂泽沃尔德教区教堂门口那对壮丽的树。威尔士小径沿途的著名红豆杉包括内文的“流血红豆杉”、阿伯格拉斯尼的红豆杉拱形隧道,以及南特格林的“布道坛红豆杉”,据说约翰·卫斯理曾经爬上它粗壮的树干,在树上布道。

像这样的大树不是崇拜的对象,而是那些信徒自由相聚的天然场所,他们追随的信仰不是教会规定的陈腐信条。乔治·福克斯在1653年前往科克茅斯时,在巨大的洛顿红豆杉下遇到了贵格会的伙伴。托马斯·帕克纳姆前往湖区寻找那棵被华兹华斯赞为“洛顿谷地的骄傲”的传奇大树时,最终在一座老酿酒厂后的田野里遇见了它,并且惊讶地发现这棵巨大的老年红豆杉几乎无人问津。它肯定早已淡出了游客的视线,因为《梅休因湖区旅行指南》在1902年就宣称它已是历史了。即使是最庞大的树,似乎也会从人们视野里消失,至少是从公众意识里消失。它已经死亡的谣言大概始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有一半大树毁于一场猛烈的风暴,剩下的几乎全被砍倒用作木材。

如果你到洛顿去,仍然能看到这棵矗立在霍普贝克旁边的红豆杉,在朦胧的远山下显现出轮廓。如今它有了一块表明身份的贴面板,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成就感,却有助于稳固它的未来。这棵树仍然有点两边不平衡,但即使在半独立状态下也依然壮观。两百年前,洛顿的这棵著名红豆杉被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描述为她见过的最大的树:“我们在这个地区见过许多大树,但是我从未见过任何一棵比它的一根分枝更大的树。”这棵“红豆杉元老”曾被认为几乎和《圣经》一样古老,备受尊崇。生活在英国境内的某些红豆杉比巨石阵和金字塔还古老,这是个需要花点时间消化的事实。当你仔细想想它们的树荫下发生过什么,或是它们拥有比周围所有建筑、道路和村庄都活得更久的潜力时,这些看上去是寻常景致,在城镇和乡村都很常见的植物,好像突然变得伟岸起来了。在两三千年前还是小树苗的红豆杉,等到罗马人入侵英国时已经是大树了,所以传说中本丢·彼拉多(据说当时的他是奥古斯都·恺撒派遣的一名特使的儿子)曾在珀斯郡福廷格尔的那棵巨大的红豆杉下玩耍。这棵大树的年龄是这个故事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至于细节,虽然不太可能是真的,但的确有助于为这些非凡的自然现象确立一个相对的尺度。在争夺联合王国境内最古老的居民这一殊荣时,不甘落后的威尔士也有自己的参赛选手——位于布雷肯山的迪芬那哥红豆杉,以及位于更北边的康威的兰盖尔纽红豆杉,这两棵树都已经活了大约5000年。没有人认为本丢·彼拉多去过布雷肯山,但是当卡拉克塔克斯揭竿而起反抗罗马人的占领时,迪芬那哥红豆杉已经开始在它的再生中向下扎进新的树根了。

没有人知道最古老的树的确切年龄,所以估值可能相差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兰盖尔纽红豆杉很可能有5000岁,但也有人反对,认为它年轻得多,只有1500岁。和寿命相对较短的大多数“邻居”不同,红豆杉拥有罕见的再生能力,这为依据年轮测定树龄的办法增加了特别大的难度。极为缓慢的生长速度意味着相邻年轮之间的距离往往不足1毫米,就算用放大镜观察木材的横切面,看到的也更像是紧紧合上的一本书的边缘,而不是一系列有序的、可测量的棕色标记。这些困难只会增加古老红豆杉树的神秘感。

随着红豆杉的衰老,它们开始变得中空,所以某些最古老的红豆杉树只是有生命的空壳,几乎就像是木头做的巨石阵一样。这是它们的又一个生存秘诀,因为与实心的柱状木头相比,中空且有孔的管子在大风中更不容易被吹倒。然而,由于没有完整的年轮,用年轮学测定树龄就行不通。红豆杉不规律的生长模式也意味着,树干的一部分或者一根树枝无法代表一整棵树的准确年龄。红豆杉在古代与永生的联系更多地取决于生活习性。虽然有些红豆杉会在生长几百年后剥落柔软、纤薄的树皮,但非凡的再生性使得它们还能继续茂盛生长,因为内部会有新的根从树冠向下扎进土里,然后长出新的树皮。这些在内部聚集成束的管状根很难和最初表面皱缩的树干区分开,因此更难解决判断树龄这个复杂的问题。

一棵古老的红豆杉可能看上去像是潘神在愤怒中抛下的潘神箫,一根根管子朝着不同的方向倒下,例如萨塞克斯郡坦德里奇的那棵大树。而安可威克红豆杉则更像一面扭曲的岩壁,缓缓打开之后露出一个洞穴,里面是泥炭色的钟乳石和石化的藤条。即使一棵古老的红豆杉被更强大的力量击倒,它也不愿意就此放弃。在汉普郡的村庄塞耳彭,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曾每天观察的教堂墓园中的那棵红豆杉树被1990年1月的大风吹倒了。虽然只留下一段残桩,但源自这棵古树的一株树苗被种在了附近。这处塞耳彭最古老居民的伟大遗迹如今依然矗立在那里,仿佛自己就是一个世界,一个由光秃秃的木头断面和沟壑组成的世界,里面生长着浓密的叶子和植被。

要想确定红豆杉的树龄,除了科学分析之外,我们还需要书面记录。千百年来,博物学家们一直在测量红豆杉的树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早期记录与树木如今的树围对比。当威尔士古文物收藏家、博物学家托马斯·彭南特在1769年前往苏格兰旅行时,位于里昂谷的福廷格尔红豆杉已经长到了“56.5英尺(1英尺约为0.3米)”。今天的它还是这个树围,但已经分裂得像是一丛更小的树。红豆杉的生长曲线表无疑参考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人体发育标准,据林学家艾伦·梅雷迪思估计,树围超过10米的红豆杉至少活了2500年。也许吧。颇为矛盾的是,虽然长寿大概是红豆杉最突出的特征,但这些神秘的树木仍然无法确定年龄。

古老的素描、绘画、诗歌和散文描述都是窥探古代树木生长经历的重要窗口。华兹华斯的诗《红豆杉》以洛顿红豆杉开篇,但他的思绪很快就越过哈尼斯特山口,来到博罗代尔的古红豆杉身旁。他的诗句:

是对这些再生古树的精确描述,语言恢宏大气,又古色古香。华兹华斯还观察到了“寸草不生的红褐色地面”,它经年累月地被“憔悴树荫的凋落之物”染红。而他在这首诗里使用的“pining”(憔悴)这个词不但借用了当地方言,指植物变干的过程,还被更多地理解为极度渴望或者日趋衰弱。作为一名诗人,他指涉的不仅是这些红豆杉独特的外形,还有它们逐渐累积的文化意义。

华兹华斯是在1799年和1800年与自己的兄弟约翰一起前往博罗代尔旅行的,但是当他在1815年发表这首诗的时候,约翰已经去世10年了。约翰是商船队的一名船长,他在1805年遭遇海难,和自己的船一起沉入了多塞特海岸的韦茅斯港。对于华兹华斯而言,回想起博罗代尔的红豆杉“四兄弟”是辛酸的,因为此时只剩下三兄弟。这也许解释了他为什么只能在这些红豆杉“昏暗的屋顶下”看到“不欢的浆果”,并想象着“死亡的骷髅”和“时间的影子”在这座自然的庙宇中相见。

如今这“四兄弟”不再像华兹华斯造访它们时站成一个方阵,因为其中一棵被1883年的一场大风吹倒了。它们的位置继续标注在英国地形测量局绘制的北部湖区地图上,尽管大多数前往斯科菲尔峰或大山墙的徒步者很可能直接从附近经过,但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德文特河的斜坡上隐藏着什么。这片人烟稀少的山谷安静得像块石头,笼罩着一种既不令人振奋又不十分忧郁的氛围。在如此深沉的寂静中,呼吸都显得唐突,而这些古红豆杉仍然是这里最神秘莫测的存在。当我试图在8月午后的明亮阳光下拍摄这些博罗代尔红豆杉时,照相机坏了。

照片往往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保存红豆杉的个体经历,而且某些树只剩下老明信片上的形象作为它们存在的证据。老照片还能展示一棵古树在损失一根主要分枝之前的样子,或者经历一次重大改造之后的样子。萨利郡的克劳赫斯特红豆杉在维多利亚时代拍摄的照片上,显示出它树干上的小门这一最惊人的特点原来早在那时就有了,不过这棵树当时的倾斜程度不像现在这样严重。我去看它的时候,那扇门还挂在树干上,而且是打开的,仿佛最后一位租户匆忙地搬走了,但是一旦将门关上,这棵古树的威严就立刻恢复了。这扇门的上方有两个空洞,一定是两根不知何时掉落的树枝造成的,它们就像两个巨大的眼眶,对眼下的烦扰视而不见,那茫然的注视却能望得更远。当代画家塔西塔·迪恩在她画的克劳赫斯特红豆杉肖像中准确地捕捉了这棵树的奇异感,这幅画是根据一张老明信片改绘的,但是画家删除了所有背景,创造出一种典型的、红豆杉式的永恒感。

老树常常将人类善变而频繁的冲动行为记录下来。当克劳赫斯特红豆杉在19世纪初被改造成住所时,人们在它凹凸不平的内部放置整洁的桌椅,在树干上安装那扇小门,还发现了一枚炮弹,它是英国内战期间镶嵌进去的,然后便一直留在那里。红豆杉是有生命力的纪念碑,被人类的历史塑造着,并且充满了各种各样令人惊讶的发现。

紫杉醇这种药品的发现,揭示了红豆杉是多么善于保守自己的秘密。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家就在红豆杉树中发现了一种可能对治疗某些癌症有效的化合物,经过大规模的实验后,紫杉醇在1992年被批准用于化疗。红豆杉突然从死亡之树变成了生命之树。美国还通过了《太平洋红豆杉法案》,以确保西海岸地区的红豆杉得到负责的管理,而在此之前它们通常被木材商人视为“垃圾树”。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更深入的研究使更多提取自红豆杉的新药被研发出来,用于治疗卵巢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探索这种树的药用价值。

新抗癌疗法的研发是一项重大的医学突破,但突然产生的医药需求也有其负面影响。剥下古红豆杉的树皮能为药物的制造提供原材料,但这样也会杀死这些树。千百年来一直生长在尼泊尔、阿富汗和中国部分地区的西藏红豆杉,如今成了濒危物种。由于紫杉烷可以从红豆杉的针叶中提取,所以比起电锯这种简单快速的方式,精心栽培和采摘红豆杉更能保证医药资源的长期可持续供应。但这也意味着更少的短期利润,而短期利润是深陷经济危机地区的另一种救命良药。以红豆杉为原料的药物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似乎也很正当,砍伐的冲动在经济上和人道上都站得住脚,相关政策的制定因此变得非常棘手。但这的确让人联想到与红豆杉相关的短视已有漫长的历史。

在中世纪的欧洲,对长弓的需求导致了欧洲红豆杉森林的毁灭,这是军火贸易的早期版本,充满讽刺意味。从法国森林进口的红豆杉木很可能回到故土,向那些将它们砍倒的人射出致命的箭矢。红豆杉贸易是当时欧洲经济的重要部分,但资源消耗得很快,当这些树消失不见的时候,制作武器和打猎工具的最好材料也一去不复返了。这很可能就是法国没有留下古老红豆杉,以及战无不胜的弓箭手部队从历史中消失的原因。即使种植红豆杉的树苗,也会有很多年无法为一支军队提供装备,毕竟理查三世时代种下的树要到乔治三世时代才能做成弓。然而到了那个时候,为武器提供材料的就是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炼钢炉了,新武器拥有更大的破坏力。

关于红豆杉,或许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是它黑暗的剪影、多样的形状,也不是它有毒的针叶,而是它极长的寿命。人类可能觉得自己很难对付这种见证了无数历史风云的东西,况且它还会继续活到未来,而那时我们所有的抱负都会被彻底遗忘。如果那些曾种下珍贵红豆杉的人,留给后世的只有一些残破的碗和大口杯,那么今天在花店里的情侣们,用小推车将盆栽红豆杉推向收银处,准备在周末种植一小段树篱,又会在两千年后为世人留下些什么呢?这株红豆杉可能是最长存的遗产。但是想到自己的存在还不如一段树篱长久,总会有些羞耻。

红豆杉不需要作为人生苦短的阴郁提示,它其实是将我们从有限视角中解放出来。我们的有些东西可以历经千百年岁月,就像福廷加尔、兰盖尔纽、克劳赫斯特或安可威克的古老红豆杉一样。我们不知道红豆杉还将什么隐藏在体内,但总有一天会知道的。所以,红豆杉树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位于惠普斯奈德的树木大教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种植的。在大屠杀中幸存的埃德蒙·布莱思上尉和许多其他幸存者一样,认为必须为自己死去的战友建造一座纪念馆,但他最初想不到有什么东西能够承载如此重大的损失。停战几年后,布莱思和他的妻子来到利物浦,去参观那座从1904年就开始修建的新教堂,尽管已被奉为神圣,但才建成了一半。这项工程还在进行中,对于建筑师贾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而言,这也是他倾注毕生心血的工程和对信仰的践行,为了利物浦人,他将自己脑中的幻象慢慢变成了一桩不朽的宣言。在回程途中经过科茨沃尔德时,一幅奇妙的景象让布莱思夫妇停下了脚步。闪烁的阳光突然照射在一片本来稀松平常的树林上,既是自然的变形,又是惊人的幻象。布莱思意识到自己也可以打造一座大教堂,但它的材料不是砖块和玻璃,而是树木和天空。他的露天大教堂将比任何建筑都美,而且永远不会完工,因为它正在生长的支柱会继续伸出拱形分枝,枝条上缀满了萌发的花饰。它是一所纪念馆,献给布莱思的朋友们,以及在战场上早早结束生命的一代年轻人,但它也是对于未来充满信心的生动表达,以希望与和谐的精神培育。1927年,布莱思在邓斯特布尔丘陵的惠普斯奈德买下一座农场,那时他知道应该拿这块土地做什么了。

80年后,布莱思上尉的树苗已经长到了他当初理想的高度。在构成中殿和圣坛的高大白桦树旁,矗立着布莱思最早建造的小礼拜堂——复活节小礼拜堂,它由樱树构成。在这个宁静的沉思之地,平时只有光秃秃的树干和悬在空中的分枝,但这里每一年都会突然充满令人目眩的云朵,像天国一样洁白,映衬在春日的浅蓝色天空中。在复活节来得较晚、礼拜堂因节日庆典而亮起来时,这一年一度的变化最令人难忘。即使复活节降临在3月,赤裸的樱树也仍然矗立着,不引人注目但绝不会被认错,它们在耐心地等待着荣耀时刻。

野樱桃树也像阳光回归的预兆一样点亮林地小径,忽然间白光满溢,花朵又迅速凋零。当A. E. 豪斯曼(A. E. Housman)称这种树是“最可爱的”时,无人辩驳。尽管不是没有竞争对手,但是樱树开花的景象如此震撼,以至于至少在几天之内,没有其他树能够与之相比。泰德·休斯(Ted Hughes)将樱花的到来看作春日聚会的邀请,但最终有点失望,因为当游客抵达的时候,“她从我们身边跑过,冲了出去,掩面哭泣,衣衫破烂,沾满污迹”。这些可爱的花往往毁于春天常有的风雨,几乎还没有什么人欣赏它们时就已零落满地了。然而,如果认为野樱桃(欧洲甜樱桃)的明亮花朵是英格兰春天的精髓,那我们就该重新调整自己的想法了。新鲜、短暂、无常,樱花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也是最转瞬即逝的。

在华盛顿特区,人们的兴奋之情在3月的最后一周与日俱增,因为潮汐湖周边的大片樱树都开花了。花蕾才刚刚冒出,相机就已就位。樱花是自然界的名人,没人想要错过。这些花只会开放三个星期,先是一抹洁白的雪花,很快变成华丽的浅粉色浓雾,最后是万千花瓣纷飞飘零的樱花雨。美式赏樱绝非人与自然的安静交流,而是热情的、社交性的,甚至出乎意料地富有运动性,因为每年花开灿烂时都要举办赏樱十英里长跑比赛。人们聚集在路边,一边欣赏樱花,一边为气喘吁吁跑过去的运动员加油打气。

樱树仿佛会大规模地移动,而赏樱之人也追随着樱花的脚步,好像随着消息的传开,没有人甘愿落后似的。在日本,樱花就像英国的天气,在每年的特定时间都会让所有人为之痴狂。赏樱标志着日本春季的开始,届时会有音乐、野餐和茶会为壮丽的樱花美景助兴。在每年大约两周的时间里,完美对称的富士山都会像座小岛一样屹立在一片雪白的花海中,被成千上万的业余摄影师拍成照片。樱花盛开的移动轨迹就像一场重量级巡回演唱会,随着气温的升高最先在1月的南部岛屿冲绳开幕,然后逐渐向北移动,在5月抵达日本列岛的最北端。每一片樱树林都会在一年的几周里享受镁光灯下的高光时刻。

著名的华盛顿樱树实际上来自日本,它们在1912年才作为东京市长的礼物抵达华盛顿。美国海伦·塔夫特和日本大使夫人珍田在赠送仪式上各种下一棵树,将其余3000棵树苗留给了这座城市的园丁们解决。(这其实是在华盛顿种植日本樱花的第二次尝试,第一批引进的樱花感染了病害,不得不销毁。)这两棵樱花树至今还矗立着,身边还有许多漂亮的后代。“二战”后,当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破裂关系似乎已无法修复时,又有一批肩负外交使命的樱花树最终抵达,帮助两国重修旧好。

作为日本皇室指定的最爱花卉,东方樱花是日本文化的一项典型特征。或粉或白,纯美无瑕,日本樱花树作为印刷画、布料、瓷器和纸张上的风格化图案风靡全球。而樱树本身只要种植在适宜的土壤里就能生根,茂盛地生长。在“二战”后的朝鲜半岛,所有被日本侵略者种下的樱树都被毁,替换成本土树种。这些树代表着日本军事力量,尤其是樱花图案还印在日本轰炸机上,作为生命热烈和短暂的象征。有些地方重新种上了樱树,因为韩国植物学家现在提出观赏樱花最初源自韩国,但这个问题与血腥的殖民史息息相关,至今仍有争议。中国最近也提出了相反的说法,自称是樱树的原产国。这些树的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观者的视角。

樱花独特的美还诱发了人工干预,随着杂交育种史的发展,人们培植出众多不同品种的樱树,只是在花朵上有微妙差异,它们的谱系因此变得难以追溯。虽然日本的佐藤樱花树直到20世纪初还是国家机密,但日本的园艺学家很多年前就开始培育具有异域风情的品种了,导致现在很难判断哪些是本土品种,哪些是杂交品种。例如,“芳名”樱花是一种典型的日本樱花,很容易辨认,花量繁多,浅色五花瓣,有金色的花心,大概可以确定它是19世纪的杂交品种。根据国际空间站最新的实验结果来看,樱花树很有可能还在迅速进化。若干年前被送上太空的种子长成了一棵樱花树,生长速度惊人,而且开花时间比正常状态下提前了4年。很显然,樱花将继续成为所有花中最转瞬即逝的。

日本樱花通常比它们的欧洲近亲开得更饱满,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首次引入英国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们细长的小枝可以开出蛋白色的花,呈现出这个热爱园艺的国家从未见过的轻盈之感。当时,阳伞、和服突然流行,《天皇》这本书畅销,樱花树的种植则是景观设计师跟随这股潮流的体现。很快,这些树干明亮并有醒目条纹的树木开始扩散到英国各处,甚至植于最沉闷的街道。

虽然来自东方的观赏樱是如此耀眼的新鲜事物,但英国本地樱桃树仍然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它们矗立在林地中,并以复活节期间的一身白衣闻名,但到了7月就会完全变成绿色和红色。正是本地樱桃树的夏日盛装,让它始终在英国人民的心里占据特殊的位置,更准确地说,是在嘴里和胃里。

中世纪城堡和修道院常常种植樱桃树,因为它们可以供应宝贵的水果。中世纪的樱桃园一度被认为是罗马占领时期留下的丰富遗产之一,然而考古学家在研究奥法利郡一处青铜时代遗址时发现了史前樱桃的遗迹。在罗马人带着他们的地中海美食抵达英格兰很久之前,古代爱尔兰人已经开始享用樱桃大餐了。这种果实是烹饪界的一颗明珠。甜樱桃从树上摘下来直接吃就十分美味,酸樱桃做成馅饼和布丁也很好吃。樱桃可以泡在白兰地里制成罐头,或者做进烘焙点心里,比如蛋糕、法式樱桃布丁蛋糕、可丽饼或者黑森林蛋糕。在许多盛产樱桃的国家,樱桃还用在主菜里,消解烤鸭的肥腻或为藏红花米饭增添一抹水果风味。樱桃白兰地和黑樱桃酒等利口酒还可以捕捉酸樱桃难以形容的味道,并将它们美妙的风味保存多年。

黏糊糊的深红色糖渍樱桃似乎是超市称霸时代的缩影,但其实都铎王朝的皇室早就已经吃上用糖保存的樱桃了。亨利八世非常喜欢这些多汁味美的小球,以至于命令皇家水果商种植庞大的樱桃果园,将肯特郡变成了“英格兰的花园”。在此后的几个世纪,肯特郡一直保留着这种伊甸园般的风貌,年纪较大的肯特郡居民还记得大片樱桃树的壮观景象,以及每年夏天收获樱桃时搬出来的大梯子。然而,英国的樱桃园在“二战”后迅速衰落,土耳其、美国和德国的樱桃进入英国市场后更是雪上加霜,如今这些国家成了全球樱桃市场上的主导。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英国樱桃园就令人震惊地消失了90%。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人更有可能开着一辆达特桑樱桃小汽车,而不是种下樱桃树。在现代城市,梯子成了造成潜在索赔要求的危险因素,经过官方批准的樱桃采摘工现在只能唤起人们对英格兰樱桃园和采摘季自然韵律的一抹哀伤回忆。

为了应对这种凄惨的转变,近年来,人们正在努力恢复樱桃的荣光,并在这个过程中应用了矮化果树和塑料大棚等技术。这些新技术或许不能增加樱桃树的传统魅力,但可以使樱桃树的收益最大化。高端家具制造商对质地细密、色彩浓郁的樱桃木的需求稳步增长,这也在激励这种树的可持续种植。实际上,樱桃木的价值如此珍贵,以至于成材木所处的地点都非常安静。幸运的是,樱桃树的社交属性并没有被完全压抑。从肯特郡到伍斯特郡的老种植区里,夏季传统樱桃展销会再次热闹起来,唤起民众对本地樱桃的新热情。

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果农甚至开展了出租樱桃树的新业务,这意味着你可以在春天欣赏专属于自己的樱花,然后在7月享用现摘的闪烁着光泽的成串黑色果实。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过于紧张忙碌的又一个表征吗?我们是不是太忙或者太没有耐心,不能自己种好一棵樱桃树,而情愿花一小笔钱借用别人的樱桃树呢?或者这是一种激励方式,用以修复果农和消费者之间、冷冻包装采摘篮和鲜活果树之间,以及人类和地球母亲之间的关系?

樱桃对多种病症的疗效不容低估。虽然亨利八世或许不是樱桃保健的最佳代言人,但它们的确是对付痛风、发烧和感染病毒后不适的传统疗法。这大概是因为它们富含维生素、红色花青素和纤维素。目前,人们致力于研究樱桃的抗氧化和抗感染潜力,以及可能有的减肥功效。樱桃的果梗曾被用来制作浸提液,治疗支气管炎、贫血和腹泻。近年来,人们发现非洲樱的树皮提取物可以有效治疗前列腺疾病。不幸的是,树皮因此被过度剥取,这意味着这种疗法现在已经不可用了。另外,数量可观的樱桃核成为一种疏松填料,塞进减轻疼痛的枕头中并进行售卖。由于樱桃会产生天然褪黑素,所以在睡觉之前吃上几颗也有助于安眠。

樱桃不仅和健康息息相关,还与灵魂有着密切联系。在基督教传统中,樱桃是天堂之果,是上天对品德高尚之人的奖赏。洁白的樱花足以成为纯洁的象征,但樱桃更常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圣母主题绘画中。在卡拉齐柔美的画作《圣母与睡着的圣婴》中,圣母将一根手指放在唇边,示意小天使模样的施洗者约翰在她孩子睡觉时保持安静。一小串樱桃摆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象征着他最终升上天国的命运。在提香更著名的作品《樱桃圣母》中,圣母手持一根不太大的樱桃枝。但在达·芬奇的画作中,整个背景是一大团有光泽的绿色叶片和更为闪耀的红色果实。古老的苏格兰诗歌《樱桃与黑刺李》里,那位宗教朝圣者被神圣的樱桃及其永生的承诺吸引,尽管世俗的黑刺李更容易得到。

关于乔治·华盛顿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是他对一棵樱桃树的蓄意毁坏,考虑到樱桃的神圣性,这可能相当奇怪。每个孩子都知道,年幼的乔治用一把小斧头砍倒了他父亲最喜欢的樱桃树,当这桩罪行被发现的时候,未来的总统没有隐藏自己的罪责,而是站出来坦白:“父亲,我不能说谎。”在这个奇怪的故事里,由于凶手的诚实勇敢,无辜的受害者很快就被抛诸脑后。当然,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个故事几乎可以断定是假的,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华盛顿的早期传记作家帕森·威姆斯杜撰的。不过这棵樱桃树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清白、美丽,对身心健康有益,这让男孩的破坏行为比他只是砍倒一棵种类不详的“树”更有震撼力。在读者对这种可怕亵渎行为的想象中,樱花瓣像雪崩一样落在花园里,不过大多数现代美国人应该会想到瀑布般的红色果实,而不是花朵。

毕竟,果实是樱桃树最易识别的特征。悬挂在倒V形果梗上的两个红色小球一看就能认出是樱桃。这个符号让人想起赌场和海边游戏厅,在那里看见成排的樱桃树就意味着中了大奖,与宗教绘画中象征的升天承诺相比,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奖励。

当然,清白的樱桃还有另外一面。樱桃图案的裙子有点游乐场和调情的意味,樱桃红色的嘴唇似乎在说“过来玩儿”。流行歌曲的作词者常常表现樱桃的承诺,而樱桃的吸引力因为供应季的短暂而愈加强烈。“熟樱桃,熟樱桃”,沿街叫卖的老妇人鼓励所有人“来买,来买”,加强了萦绕在这种果实上的紧迫感。笔下从不保守的D. H. 劳伦斯让《儿子与情人》的男主人公保罗·莫雷尔在他拖延许久的求婚即将遭遇危机时爬上一棵樱桃树,那棵树“挂满了红艳欲滴的果子”。当莫雷尔一把一把扯下“果肉冰凉的圆滑果实”时,这些樱桃触碰到他的耳朵和脖子,“它们冰凉的指尖将一道闪光传进他的血液”。樱桃树是神圣与渎神之爱的树,而成熟的樱桃圆润诱人,不但是感官的奖赏,更是灵魂的欲念。

就连樱桃核也能让人想要一段美满姻缘,至少想要一个合格的丈夫。300多年来,人们一边数樱桃核一边吟唱“补锅匠、裁缝、士兵、水手”的歌谣(或者这个主题的其他版本)。A. A.米尔恩(A. A. Milne)突然想到,孩子们也许会更喜欢其他选择:

在20世纪中期质疑职业清单过时的人不止米尔恩一人,这首老歌谣以新面目重现,向年轻女子提供更与时俱进的单身汉名单:“士兵勇敢,裁缝诚实,飞行员冲劲足,牛津毕业生多忧郁,内科医生技术高,助理牧师脸色白,法官博学又多闻,乡绅健壮身体好。”

为了应对来自纳粹德国空军的威胁,当英国皇家空军的驻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涌现时,他们都种上了樱桃树。这些十分相称的树有许多仍然以严整的军姿矗立在原地,尽管它们的树围已经不再那么一致,树皮上的横向皮孔也加宽了一些。不过这些树每年仍要戴上一次羽毛头盔,以配合整洁的白色路边石和大门。它们是不是象征着英格兰这座花园中岌岌可危的事物,以激励那些年轻人高飞入云?樱桃树当时仍被视为天赐之树吗?还是说樱花转瞬即逝的美提醒着生命的短暂?

它是园艺专家推荐的树种之一,种植简单,能在所有类型的土壤中生长良好,养护程度低,不会长得太大。这种四季都可观赏的树几乎在任何一座花园里都有一席之地,它像万花筒一样变换颜色,从春天花朵的奶油色变成夏天树叶的淡草绿色,最后用一串串鲜红色浆果完成秋季的压轴大戏,届时它将披上深粉色、珊瑚色和洋红色的盛装。鸟类爱好者对花楸也很满意,它是乌鸫和画眉最喜爱的食物,因此对于那些喜欢黎明合唱队的人而言,它是个很棒的选择。难怪它常常在提供园艺建议的实用手册和电视节目中被描述为“有用的”。在春天,你甚至可以在超市买到小小的花楸树,附赠种植指南和一般性建议:“小花园的理想选择。”优点如此之多,需求如此之少,难怪花楸的身影出现在英国和爱尔兰各地的郊区街道和花园里。相比之下,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树在玻璃卡纸标签上的名字通常不是“rowan”,而是“mountain ash”(字面意思为“山白蜡”)。

无论这种小巧秀气的观赏树木多么常见,它的俗名都带有对某种更加野性的血统的记忆。花楸原产于北部山区,至今仍然能看到它们紧紧依附在海拔2000英尺以上的苏格兰高地的岩壁上。它常常独自矗立在一道山脊上,孤零零的剪影映衬在冬季晴朗的天空中,或者用它招摇的成串浆果和绚烂的秋叶为一大片空荡荡的山坡创造亮点。这种树是被光秃秃的山景塑造出来的,它的分枝从细长树干的顶端均匀地向外伸展,仿佛是在这样危险的地方努力保持着平衡。花楸和落在它身上大快朵颐它那有酸味的红色果实的太平鸟或蜡嘴雀一样优雅,它是拥有双重身份的树,既是安全、体面的郊区配饰,只要立即将那些凌乱的浆果清理掉,就不会让邻居心烦;同时又是自由的精灵,用有光泽的鲜红色珠子盖满全身,并在开始落叶时变成一袭深红。在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眼中,花楸树“像一个涂了唇膏的女孩”,而伊恩·克赖顿·史密斯(Iain Crichton Smith)在回忆自己位于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家时,将“带露水的花楸”形容为“这片绿色中的红装”,并在同一首诗中记下自己观察到的“一只鼬鼠,在一棵花楸树旁从一只野兔的喉咙里吸血”。爱尔兰海两岸的诗人都充分意识到了这种野性、神秘的树有一种出乎意料、使人分心,又有些令人不安的美。

在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共同的凯尔特神话中,花楸是众神之树,它的浆果是天上的珍馐。在古老的传说里,当一只浆果偶然落到地上,长成凡人能够染指的树时,众神派了一头独眼怪物前来守卫它,吓退所有来犯者。然而,这棵树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当格兰妮公主爱上迪尔米德而抛弃芬恩·麦克库尔时,迪尔米德不得不杀死这头怪物,让这棵神奇的花楸树成为他和公主的秘密藏匿之地。在另一个故事中,伟大的英雄库丘林遇到三个女巫正在用花楸树枝将一条狗穿起来烤,这是他死亡的预兆。可见,这是一种必须谨慎对待的树,要当心它可能释放的能量。

花楸在英语中有很多名字,每个名字都有迷人的内涵,但没有任何一个名字能够囊括它的全部含义。“rowan”这个名字并非来自凯尔特文化,而是令人想起维京人对苏格兰和北方的影响。这个词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单词“raudr”,意思是“红色”,原因显而易见。不同地区的单词发音也不同,一开始的“ruan”不但变成了“rowan”和“rowan tree”,还发展出“roan tree”“rauntry”“round tree”“rantry”和“rowntree”等称呼。自19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喜欢甜食的消费者从Rowntrees糖果公司那里得到的快乐,就像雀鸟从这家公司名字的词源——花楸的果实上得到的一样。“round tree”(字面意思为“圆树”)这个名字很契合这种树的果实和树干,玫瑰色的果实是圆球形的,光滑的树干也常常呈完美的圆形,似乎在邀请人们用手掌将它紧紧握住。安德鲁·麦克尼利在他的诗《花楸》中描述了他用手握住郊区花园里一棵花楸树的树干时,内心涌起的一阵对那片偏远多山的群岛的乡愁。

虽然“mountain ash”这个名字让人想起北方血统,但现在看来,这似乎是用词不当,因为这些树在地势更平缓的南方也很常见。它们与白蜡(ash)没有亲缘关系。这种名字的混用是因为羽状复叶的相似性,花楸的小叶在中央叶轴上排列成羽状复叶的方式与白蜡相似,尽管没有白蜡那么对称。然而这两个物种是彼此独立的,白蜡属于白蜡属,而花楸属于花楸属。不过花楸的确有一段身份被错认的历史,因为它曾经被困惑的植物学家与梨树和苹果树一起归为梨属。花楸现在的拉丁学名是Sorbus aucuparia(欧洲花楸),其字面意思为“捕鸟者”,因为它有这些极具诱惑力的多汁浆果。它在某些地区还被普遍称为“Fowler’s service tree”(为捕鸟者服务的树),并因为相似的理由在德国被叫作“Vogelbeerbaum”。

在英格兰西南部各郡,花楸被称为“quickbeam”“quicken”“quickenberry”或“quickenbeam”,这些名字与山或鸟没有任何关系。“quickbeam”(字面意思为“快梁”)来自德语,揭示了花楸树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与生命的古老关系。“quick”这个词还有“活着”的意思,比如在现今常用的短语“the quick and the dead”(活着的和死去的)中。撒克逊人将“quickbeam”当成一种让贫瘠的土地变得肥沃的魔法树,正如在德国民间传统中这种代表生命力的树被用来为牲畜赐福。血红色的浆果和洋红色的大树枝,为日光渐暗、黑夜渐长的秋天带来了生机。

花楸树苗的长势十分茁壮,这让它们总是作为遮风挡雨的庇护者被种在发育较晚的树苗旁边,比如橡树,这或许是将生命力和保护性的双重意义赋予了花楸。还有浆果,它们不但在视觉上十分醒目,还有宝贵的医疗价值,可以制成治疗咽喉痛和扁桃体炎的漱口剂,还能预防坏血病(维生素C缺乏病)、治疗痔疮。它们富含柠檬酸和天然糖分,有很强的收敛性。花楸既充满勃勃生机,又能滋养人类的生命,它们的浆果可以被收集起来用于烹饪,比如制作馅饼、搭配野味的红果冻,或者晒干后磨成粉末。

发酵后的花楸浆果可以酿造果酒,而它们在威尔士曾被用来酿造一种特别的啤酒,酿造过程需要使用秘方。不幸的是,根据格里夫夫人在其著作《现代香草》中的记载,这个秘方已经失传了。北欧人用这些浆果制造的是度数更高的烈酒——丹麦的花楸杜松子酒和波兰的花楸浆果伏特加。处理花楸浆果的秘诀是:在第一场霜冻缓和它们强烈的酸味之后正值成熟时采摘,保持冰冻状态再浸入酒精,然后放置在黑暗中。即便是在最漫长、最寒冷的北方冬夜,一杯浅红色的花楸杜松子酒也能让人热血沸腾。然而“quickbeam”这个名字可能源自另一种特性,因为它柔软狭长的绿色叶片总是在纤细的枝条上不停抖动,时刻令人想起生命的律动。小叶发出的细碎响声还给了它另一个俗名“the whispering tree”(低语树),无论是它常出现的郊区,还是更加野性隐秘的山区,这个名字都很契合。

花楸的内涵不仅是这些一眼就能看到的东西,这一点体现在这种树的其他传统名称上,包括“witchen”“wicken”“wiggen”和“witchwood”。虽然“wicken”很可能是“quicken”的讹用,但“witchen”和“witchwood”暗示了魔法和超自然的力量。在凯尔特人族群中,花楸是巫师的树。这并不意味着它被当作黑暗力量的一种邪恶工具,正好相反,它是抵御邪恶的保护性工具。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花楸种在房子附近,保护里面的一家人免遭任何凶险的超自然力量伤害。曾经,几乎每一座威尔士的教堂墓园里都种着花楸,以帮助逝者找到前往来生的道路,防止幽灵滞留世间,纠缠生者。

18世纪,当威廉·吉尔平研究英国树木的位置时,他注意到花楸常常在巨石圆阵附近生长。这一发现可能催生了花楸与古代德鲁伊文化有关的观点,但它们其实应该是最近才种下的。花楸的寿命不可能长达数千年,所以那些出现在史前遗迹的花楸树一定是相对的新来者。这些花楸种群可能凭借自然结籽更替了几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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